新北市愛鄉協會 -- 第12次新市鎮論壇【戰後二十年的台灣歌謠與台灣政治和社會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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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2次論壇:台灣史專家 李筱峰 教授
主講:戰後二十年的台灣歌謠與台灣政治和社會
 
各個時代有不同的流行歌曲傳唱一時,每首流行樂曲的誕生皆有其來由及社會環境背景,在大時代背景之中誕生的音樂尤有它的背後故事。邀請台灣史專家李筱峰教授針對台灣戰後20年間台灣發生的大小事與當時流行歌曲對照及分析。
      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,也結束日本近五十年的殖民統治,當時台灣民眾迎接光復,當時有這首由陳泗治老師所作<台灣光復歌>反應當時台灣民眾歡迎的熱情與期待,然而台灣人民雖以熱情期待心中的祖國,可是中國國民政府卻在台灣設置了集行政、立法、司法、軍事等大權於一體的「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」,形同日治時代總督府的翻版,陳老師因而對台灣當時政治社會環境感到失望離開台灣至美國。
經濟蕭條中的社會底層心聲
       1946年台灣一度產生自殺潮,在《前鋒》雜誌中可窺見其因:「……物價因官僚資本的剝削和台幣的亂發,一漲再漲,甚至不知其終止點。以往以產米和糖聞名於全世界的台灣米、糖價,反比上海、香港、廈門等地還貴。……」當時全台人口為六百多萬人,失業人口官方數字約四十萬人,民間統計則為八十萬人,物價飆漲更是成為當時壓垮民眾的最後一根稻草,台北市零售米價光復時為2角經歷一年四個月為80元漲了約400倍、一顆雞蛋則是漲了20倍。之後的台灣社會,民生更加困苦,特別是無產階級民眾,必須在生活的夾縫中討生活。這首<收酒矸>的歌謠,描寫一位出門撿破爛的十三歲小孩的心情,也道盡社會底層的辛酸,可說是無產大眾心聲的取樣代表。作家吳濁流對這首在戰後台灣社會流行的歌謠,有極深刻的感受,他的一段回憶:「當時還有每天天還沒亮就唱著『有酒矸可賣無』的歌,收買空酒瓶的收舊貨人。這支歌不是一個人在唱,而是全市大街小巷裡都可聽到的。」、「悲戚的曲調,淒淒切切地哀訴著他們的貧窮,打破黎明前的闃寂,憾動了人們的心……這支收酒矸的歌流行了好久。」
台灣在「光復」一年四個月後,爆發228事件。之後,台灣的經濟並未見好轉,尤其此時國民黨政權在中國大陸上正面臨國共內戰,台灣受其牽累,加劇台灣經濟的混亂。戰後台灣人口的驟增,更是經濟壓力的因素之一,1947年以後,國民黨政權遷台,一時人口驟增。從1946到1952年的七年間,台灣共增加了兩百多萬人口,其中以1949年增加72萬人最多。人口增加最多的1948年和1949年,也是台灣通貨膨脹最嚴重的時期。人口的驟增,給本來就相當匱乏的物資供應增加更大的壓力。1949年6月台灣的物價指數,已是日本戰敗後的7000多倍,用一個布袋的錢買碗麵、薪水是用卡車載來發比比皆是,人民生活之困苦於此可以想見。令人難以忘懷的「四萬元換一元」的新台幣發行,也在此時開始。
在這種困頓的環境中,底層社會的人民要唱出輕鬆愉快的歌聲是不太可能的。反倒是一些傾訴民間疾苦的聲音容易引起共鳴,這首 <燒肉粽> 就是在這時被傳唱開來。<燒肉粽>一歌發表於1946年,歌詞中的太平通也就是現在的延平北路,隔年1947年228事件在太平通爆發,作者為張邱東松(亦有文件記載為張邱冬松),當時為一女中的老師後來寫作許多反應現象的經典好歌。1948年李臨秋發表了<補破網>,在鶴佬話裡「希望」與「魚網」音相似,李臨秋就用魚網來暗示希望。卻被警總以<補破網>的歌詞過於灰色予以禁歌,除非修改歌詞,為了不讓當時支助他作曲的表兄,資金血本無歸,李臨秋勉為其難地寫了第三段歌詞,用「今日團圓心花香,從今免補破網。」來作喜劇性的收場,迎合當局的要求,這首歌才得解禁。李筱峰曾請教李臨秋當時寫<補破網>是否真的對台灣當時的環境失去信心?李臨秋當時答覆,也不是這樣,而是當時失戀到淡水散心看到漁民們辛苦在補網,而寫了這首歌,晚年更要求此歌精神至第二段便表達清楚,第三段是迫於當時的環境而加入,而非其原意。
五○年代的悲情之音
1949年陳誠頒布戒嚴令,其延續38年之久,50年代裡整個社會氣氛彌漫一股「白色恐怖」,在這樣的時代裡,無人敢將心中對於政治不滿時代的無奈直接寫入歌詞之中,只得轉為哀怨憂傷的兒女私情來表達,而這樣的歌曲內容與曲調,也必然容易在那個政治氣氛陰霾不開的環境中,引起許多失意者的共嗚這時期的歌曲完全與時代氣氛相符。五○年代的悲之音<望你早歸>、<苦戀歌>、<秋風夜雨>、<鑼聲若響>、<秋怨>、<青春悲喜曲>這些與當時社會氣氛有關。
工業起步、潮擁都市的告白
       50、60年代的台灣,雖然在白色恐怖的政治陰影之下,不過在經濟發展上,逐漸有了轉機。在經歷1950年前後的「土地改革」之後,台灣的經濟與社會進入新的階段。1951年,在美國協助下發展成「經濟安定委員會」。在經歷50年代的兩次的四年經建計劃之後,若干工業產品已足夠滿足國內市場需要,且漸有剩餘。為拓展產品市場,加速經濟成長,1965年,亞洲第一個加工出口區「高雄加工出口區」開始營建。台灣的出口急遽擴張和經濟的快速成長,主要乃是建立在低廉工資此一比較利益上。簡言之,台灣的勞力密集外貿導向的工業發展,實乃以農業為墊腳石,農村提供了充沛的廉價勞力,急速的工業化,吸引許屬鄉村勞力集中到都市,甚至鄉村的少女也蜂擁而至,葉俊麟寫下<孤女的願望>,描寫一位朱去雙親的少女從鄉村到台北的工廠求職的心情,唱遍全台。台灣曾經犧牲多少少女青春,成就經濟奇蹟,葉俊麟這首歌詞留下時代的見證;此外<田莊兄哥>、<流浪到台北>、<省都的一封信>,也都反映鄉村青年前往都市打拼的心情。
日本文化殖民地的音符
       流行在50、60年代的歌謠,固然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社會變貌與政治本質,然而,其中許多歌謠的原曲,卻是取材於日本歌曲。從1956到1976之間,「前一時期作者的創作量陡降,採用日本歌曲原曲,改以較口語化的台語填詞的歌曲大量出現。」這種原曲來自日本,再由台灣的作詞者填上鶴佬語(俗稱台語)歌詞的流行歌謠,被稱為「混血歌謠」。這類帶有東洋風味的『混血歌曲』,在50、60年代極為盛行,多不勝舉。我們大抵可以這麼說,此時期「混血歌曲」之所以如此多,可歸因於三大環境因素: 在政治環境方面,白色恐怖的政治,扼殺了本土作曲者的創作動機;在社會環境方面,台灣才剛在工業起步的階段,社會尚養不起太多的專業作曲家,而社會大眾既然有心聲要吐露,只好就近取材,採自日本原曲﹔在文化環境方面,台灣淪日五十餘年,受日本文化影響甚深,對日本曲風也頗能適應。
新外來者的優勢之聲
       在「混血歌曲」充斥台灣歌壇的時候,所謂「國語歌曲」也開始在台灣社會中逐漸躍升,即將取得市場的主流地位。國民政府於1945年10月接管台灣後,於隔月即派員來台準備籌設「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」和各縣市的「國語推行所」。該委員會終於在1946年4月2日成立。1951年7月10日教育廳令各級學校應以「國語」教學,嚴禁「方言」,教師和學生之間談話都必須用「國語」。聘請教員時,應考慮其「國語」程度,如「國語」程度太差者,不予聘用。此後,更三令五申,強調此項政策。1952年11月28日有「台灣省國民學校加強國語教育辦法」,責成校長監督、考核之責﹔1963年7月22日教育廳再頒「台灣省公私立小學加強推行國語注意事項」,此一命令最重要在於推行國語成為校長考核教師年終考績之一,而學生說不說「國語」,也影響到其操行成績。在這種「定於一尊」的語言教育政策下,台灣本地的語言,不論是鶴佬話(俗稱台語)、客家話,或原住民族語言,都受到極度的歧視。本地學生在學校如果說自己的母語,往往要受到各種處罰,備受屈辱。學生長期接受這種歧視的語言教育,久而久之,產生對自己的母語也會習慣性的自我歧視,自認為說自己的母語是一件不光彩的事。這種心理愈來愈普遍,台灣本地學生逐漸放棄自己的母語。再加上政府所操控的廣播電台和電視台,皆大部分以所謂「國語」發音,更使得台灣本地語言日漸沒落,所謂的「國語」逐漸成為強勢語言。
在這種文化霸權主義的政策下,歌謠的市場逐漸有利於所謂「國語歌曲」的發展。誠如莊永明所說的:「1960年代開始,台北繼上海、香港之後,成了「國語流行歌曲」的主力市場,更由於當局的政策打壓 (如電視台一天只准播放二首台語歌曲),台語歌幾乎成了『棄兒歌曲』。在台語歌曲遭受歧視和冷落的同時,「國語歌曲」翩然登場。
整個50年代,創作自香港的「國語歌曲」,開始在在台灣流行,如<月桃花>、<紫丁香>、<春風吻上了我的臉>、<我要為你歌唱>、<採紅菱>、<情人的眼淚>、<綠島小夜曲>、<願嫁漢家郎>…,開始在台灣社會傳唱。其中<綠島小夜曲>,是台灣第一首正式灌錄唱片的「國語」歌曲。
結語
       總之,從戰後二十年的台灣流行歌謠,我們聽到戰後初期在社會逆退中、在時代夾縫裡的閭巷心聲。更體會到五○、六○年代台灣的政治與社會的特質:有白色恐怖的特務政治,有經濟起飛的社會縮影,有揮之不去的日本文化的殖民殘餘,也有新統治者的文化霸權。今天,那些歌謠雖已不再流行,但其偶爾迴繞的餘音,卻為台灣史留下生動的見證。(本文為李筱峰教授於9月11日演講內容,編輯部整理)